2016.5.27. 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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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導讀-范淑文
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導讀
范淑文／國立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一)前言
范淑文／國立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一)前言
論及日本近代文學作家，在台灣，除了夏目漱石、川端康成這兩位大家外，最為一般讀者所熟稔的大概要屬芥川龍之介吧！但是，其實也有不少日本評論家認為日本大正文壇上最活躍的作家，應屬佐藤春夫，而非芥川。姑且不論兩位在日本近代文壇上地位之高下，就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觀點而言，佐藤春夫可說是諸家必提之作家，因為在日本統治時期他曾造訪台灣南北達三個多月之久，之後將此遊台經驗寫成數本小說、隨筆等，其中有寫實也不乏虛構的內容，最為一般讀者所熟悉的是以霧社事件為題材之《霧社》，以及取材於古都台南的小說《女誡扇綺譚》；在台灣或許因為歷史背景之故，很遺憾半虛構的《女誡扇綺譚》的知名度遠不及具歷史意義的作品《霧社》。
佐藤春夫於大正九年(1920)晚春稱：「不盡如意以致鬱悶煩躁，想到故鄉看看青山綠水」而回鄉下故居散心，返回東京後，巧遇當時在台灣開牙醫返鄉籌款之昔日好友，受邀至台灣一遊，於六月底由神戶出發七月初抵達基隆，十月中旬返回神戶，期間除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五日之兩星期赴台灣對岸之福建外，前後約莫三個月往返於台北→高雄‧台南→台中‧日月潭→台北等地，對台灣(尤其是中部、南部)作了極為細密之觀察與探訪，隔年起將在台灣所見所聞陸續撰文公開發表，《女誡扇綺譚》與《霧社》皆為大正14年發表之作，算是較晚完成之台灣旅遊相關作品，此種情況下創作之《女誡扇綺譚》台灣色彩之濃厚可想而知。也因此在早期之研究中，自島田謹二(曾任當時台北帝國大學講師，東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科首任科長)發表之「以異國情調為主要素材、怪譚為次要材料」「成功地將此兩項素材融合在一起」[1]的評論以來，《女誡扇綺譚》已被貼上「異國情調」之標籤，直至藤井省三才有了新的詮釋，之後中日學者陸續提出各種不同解讀。
(二)《女誡扇綺譚》
《女誡扇綺譚》屬中篇小說，全篇作品由(一)赤崁城址(二)禿頭港廢屋(三)戰慄(四)怪傑沈氏(五)女誡扇(六)終章等六個章節構成，敘述日據時期跨海來台在台南報社擔任記者的日本人「我」在好友世外民的嚮導下，參觀台南西郊赤崁城(今日之安平古堡)，透過附近老嫗，道出昔日台南首富沈家大小姐的哀怨動人的戀曲、更進而牽扯出穀物批發商人黃氏家中女婢的奔放情史，女婢無法接受被安排嫁給日本人、無法與相愛戀人結合的命運，最後以服毒自盡的哀傷結局為故事畫下句點。故事全篇由外地來的記者「我」以第一人稱引領讀者穿越時空來到日據時期的台南赤崁城，在看過空無一人的昔日大財閥沈家宅院廢墟後，附近居住的老嫗娓娓道出沈氏大財閥家道之興盛及中落之點滴、沈氏大小姐的乖桀命運、令人動容之癡情等，這段敘述由老嫗擔任解說之第一人稱，記者「我」跟世外民一起退到幕後跟讀者一起「聽書」，就作品結構而言，是多層次的敘述，換言之，透過此多層次之結構，讀者漸進地穿越時空，被引導到歷史的世界，藉此手法故事顯得更逼真，讀者如同身歷其境，也更能感受到其寫實性。
(三) 《女誡扇綺譚》之相關研究
作品以台南為背景，除了新聞記者的「我」之外，擔任嚮導的詩人世外民、敘述昔日沈家經歷之老嫗、穀物批發商黃氏大小姐及女婢等等所有登場人物都是台灣當地居民，此外故事之情節、穿插之典故或漢詩都源自中國，如前所述，或許因為如此，該作品發表後不久，橋爪健即在讀賣新聞介紹《女誡扇綺譚》，以「異國情調」詮釋作品的主題及風格，之後島田謹二也沿襲橋爪的「異國情調」觀點解讀之，自此《女誡扇綺譚》長期以來就一直被貼了充滿「異國情調」作品的標籤。
直至1990年代，藤井省三才重新詮釋《女誡扇綺譚》，藤井以作品論的角度切入，分析登場人物之設定、穀物批發商黃氏家中女婢對自由戀愛的追求、拒絕與日本人結婚而選擇自我了斷生命等等的故事鋪陳，解釋為作者對台灣「民族主義」的一種暗示，此外，也把沈家大財閥的沒落及港口等自然景觀分別視為「日本人」、「台灣人」之象徵，預言二十年後日本戰敗，以此證實了佐藤春夫對台灣人民關愛的情懷。
繼藤井之後，台灣研究學者也打破沉默，以不同角度再次解讀《女誡扇綺譚》，其中研究最廣為人知的首推邱若山，他從島田謹二所謂的「異國情調」論述至藤井省三對島田的批判論作了極為詳盡縝密的分析與評論。邱若山首先對島田謹二之論文作一徹底之檢視，論證文本中在第二章「禿頭港廢屋」，「我」與世外民闖進台南首富古宅一節中即有「異國情趣」的描寫，證實「異國情趣」的說法並不是由島田才開始的，而是源自於作者佐藤春夫；進而論及島田論點並不侷限於「異國情趣」，還包括了「對台灣本島人民族性格的觀察」「與一種特異的情操結合而延伸至類似人種主義精神」的探討。邱若山更進一步將文本中角色之設定詮釋為：「以「新聞記者」的角色，觀察在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所受到的折磨及殖民地所待解決的各項問題，就如同一份殖民地問題報告書」一般，此報告書中涵蓋了社會、政治、民族等問題，因此，《女誡扇綺譚》當然不能草率地以「異國情趣」作為唯一之解讀。
此外，黃翠娥則將焦點放在記者「我」的內心描寫，指出：透過「新聞記者」凡事追求合理性的個性，也突顯佐藤春夫作此作品中除了展現其一貫的浪漫主義外，更表達出其理性的一面及對殖民地的情懷、殖民政策的批判。
(四)小結
由以上之資料顯示，《女誡扇綺譚》發表於文壇上時，除了一般讀者外，多數研究學者也被其濃厚的台灣色彩所牽引，而較難有「異國情調」以外之解讀。隨著時代之改變、文學研究方法之多元化，出現了以政治角度、社會角度、民族意識等不同視角的研究，因此，台灣「民族主義」的一種表徵、殖民地台灣存在的社會政治、民族等各個問題的揭露、浪漫主義作家佐藤春夫追求合理性、展現批判性的另一寫照等等，陸續出現《女誡扇綺譚》的另類解讀。
前言中曾引用到佐藤春夫談及台灣旅遊前的心情：「不盡如意以致鬱悶煩躁」，此「鬱悶煩躁」即為有名的「小田原事件」所導致的，情場失意的佐藤春夫在創作虛構小說《女誡扇綺譚》時，作某種程度精神上的投射，也是無可厚非。若果，則《女誡扇綺譚》中透過老嫗述說的昔日台南首富大小姐的悲劇、穀物批發商人黃氏家中女婢的奔放情史、為愛服毒自盡等的情節，視之為戀愛小說也可說是另一種詮釋。
